假如大家自问：在何时何地，一个人学到的东西能超越任何具体职业对他提出的需要？答案显然是：在大学。大学教师应该帮助年轻人学子将宝贵的大学时光投入到思想、办法和情操的练习中去，使他们获得一种强大的超越于一时一事的察看、剖析、评价、综合和判断事物的能力；一种对长期目的的激情投入和坚持不懈的毅力；一种万事变幻，而我超然其上，波澜不惊，了然于心的态度。这类高蹈的能力，既体现于各种实用学科中，更体现于文学、历史和哲学等人文学科中。
研究型大学应该超越仅仅传授学生特定的常识或技能，去投入更多的资源培养学生的考虑力、洞察力和坚毅品质。这听起来好像过于不切实质。但，在我看来，真的不切实质的是：让学生将自己美好的大学时光投入到那些仅有短期价值，非常快就会过时的东西之上。
教学：有声考虑的艺术，还是失落的艺术？
教学和科研应该是哪种关系？一般觉得两者应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但事实上，研究型大学职称晋升的规范设计却偏向于科研，致使客观上将两者对立了起来。无论教师在教学上付出多少，多么受学生欢迎，都没办法撼动“科研”和其他原因对教师晋升评定的主导性用途。而这类“科研”，多半是指参与了多少“课题”、“工程”和“项目"，至于其是不是势必代表科研水平，却被有意忽略。2014年，四川大学年轻人教师周鼎发文直刺高校三大病症：教学水平每况日下，教师职称晋升重论文轻讲课，高校教师的主要工作是申报课题、拿课题经费。这就体现了研究型大学重研究、轻教学的倾向。这一矛盾，主要源于大学对上负责（科研经费拨款单位）与对下（学生）负责两者之间的矛盾。因为对上负责占了上风，除极少数例外，整体而言，教学在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一种失落的艺术。
然而，状况原本并不这样。
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三人是中西方道德日常的重点人物，都有着海量的门徒，但让人感觉惊奇的巧合是，他们三人都述而不作，没我们的“学术专著”，更没参与什么课题。他们更想在野外、街头，井边与他们的对象直接交流和互动。对他们而言，教育并不是向门徒们提供最后的思想商品，而是向他们展示思想成为商品的整个生产过程。
后来的学者也并不是都由于研究而忘却教学。
如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系主任、芝加哥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乔治·米德教授，就是现代学术界虽“述而不作”却颇有建树的典型代表。他的性格特点好像是天生的，他非常了解该怎么样激起学生的兴趣，特别擅长向他们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地讲解他的复杂思想。对他而言，对话是传播思想的最好媒介，而写作是不能已而为之。米德一生中从未出版过任何专著，身后以他为作者出版的四本书（其中包含传播学者和学生很了解的《心灵、自我与社会》）都是他的同学和朋友整理出版的课程讲义。但假如米德生活在今天，他可能迟迟没办法评上高级职称。
教学与研究有什么不同？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的论述很精彩：
“教课与著述并不一模一样。作者对读者的唯一责任就是尽可能将书写好，努力说服别人同意他考虑得出的结果。但教师还有更进一步的责任。教学是一门关于怎么样有声考虑的艺术。教师的最重要工作是向学生尽量地揭示一个自由的头脑是怎么样考虑的，与在考虑有得时，他的感觉会多么美妙。因此，在讲课中，教师应该将各种首要条件、事实、办法和判断加以明确。他不应该保留什么东西，而是应该让事情一步步来，并在给出他一个人的选择之前，不断重复讲解所有些其他道德选择。”
简而言之，米尔斯觉得，科研是大学教师向同行展示其考虑所得的结果；而教学是大学教师向学生展示其考虑的过程和乐趣。这两者既不矛盾，更无高下，都是大学使命中的应有之义。试问，假如没教学对学生的启发，怎么样能培养出出色的研究者？
大学教育有着悠久的传统，其价值有着坚定的信奉者。在科技浪潮的冲击下，在全球化趋势的裹挟下，在社会迅速变化中，怎么样传承和变革，这是全球教育机构面临的挑战，更是中国教育机构面临的挑战。大家是不是还需要传统的大学教育？或许人类文化的构成势必需要它们存在，但它们将在将来以何种方法存在？答案只有大学自己才能找到。
